湖北“石首事件”、贵州瓮安“6?28”事件、甘肃陇南“11?17”事件……在信访问题由来已久且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去年以来直至近期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或由于先进入信访渠道未受重视，或直接跨过信访，产生了较大负面作用。这类事件的频发，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政权的稳定敲响了警钟，也暴露了信访处置的尴尬，直戳了信访处置的“痛处”。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阶层的逐渐分化、利益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因分配不公、利益调整失当引发的信访事件开始增多。纵观一些典型信访案例直至重大群体性事件，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群体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是引发冲突的主要诱因。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破除体制性梗阻，是当务之急。这对信访部门和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在工作实践中，有的领导干部对信访群众缺乏“爱民之心”，有的只是“戒心”，甚至是抵触心理。群众渴盼解决的利益诉求受漠视，被置之不理。
之所以发生群众利益诉求不受重视的情况，一方面，一些地方长期把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当作“唯一要务”，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把群众中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当成了“杂音”，民意、民怨难以入脑、上心。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一些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压力，却没有“尊下”的动力，只要事情不“闹大闹炸”，就难以认真倾听和有效解决群众诉求。
更有甚者，由于各种原因，还会出现对上访人群采取拉扯、推搡、驱赶等“高压”现象。由于与上访人发生这种“身体接触”的多是公安民警，警力介入极有可能使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或不可预测的局面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在面对信访人群时，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严格依法办事，不出格，已显得尤为重要。
在破除群众利益诉求的体制性梗阻、构建民意表达机制上，只要有决心、有……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阶层的逐渐分化、利益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因分配不公、利益调整失当引发的信访事件开始增多。纵观一些典型信访案例直至重大群体性事件，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群体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是引发冲突的主要诱因。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破除体制性梗阻，是当务之急。这对信访部门和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在工作实践中，有的领导干部对信访群众缺乏“爱民之心”，有的只是“戒心”，甚至是抵触心理。群众渴盼解决的利益诉求受漠视，被置之不理。
之所以发生群众利益诉求不受重视的情况，一方面，一些地方长期把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当作“唯一要务”，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把群众中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当成了“杂音”，民意、民怨难以入脑、上心。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一些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压力，却没有“尊下”的动力，只要事情不“闹大闹炸”，就难以认真倾听和有效解决群众诉求。
更有甚者，由于各种原因，还会出现对上访人群采取拉扯、推搡、驱赶等“高压”现象。由于与上访人发生这种“身体接触”的多是公安民警，警力介入极有可能使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或不可预测的局面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在面对信访人群时，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严格依法办事，不出格，已显得尤为重要。
在破除群众利益诉求的体制性梗阻、构建民意表达机制上，只要有决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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