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制”过程中，“观念”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视。翻开海内外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思潮、流派的判断，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歧异，甚至针锋相对。但透过分歧的表面追究深层的理路，却不难发现它们潜在地遵循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且相当自觉地将其转化为叙述历史的“元语言”。剖析这一前提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构造颇为精致的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discursive apparatus）。酒井直树指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后现代’作为这个序列的最后一项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前现代’和‘现代’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organizing apparatus)之一。因此，这个谜一样的第三者的出现所证明的也许不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而是我们话语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以往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历史?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从“现代中国文学的确立”这样一个“微观历史”的侧面进入并分解这个“装置”，正是我在今后研究中希望承担的任务。不过，首先可以明确指出的是，所谓“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极端重视“现代文学观念”的作用，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时，都把描述的重心放在文学观念的变革上。这样的历史叙述不单对应了梁启超关于晚清至民国社会“由器物而制度再文化”的渐次变化的论述，〖2〗作为新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本身即是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项显著表征；也不仅提示出林毓生描绘的“藉思想、文化……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极端重视“现代文学观念”的作用，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时，都把描述的重心放在文学观念的变革上。这样的历史叙述不单对应了梁启超关于晚清至民国社会“由器物而制度再文化”的渐次变化的论述，〖2〗作为新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本身即是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项显著表征；也不仅提示出林毓生描绘的“藉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