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强国战略、制造强国战略等的重要举措,是党中央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重心作出的重大战略研判和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显著提升、全面凸显。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中高端技术供给不足、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创新资源存在错配等问题,不利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创新、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究其原因,是尚未形成与科技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生产关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仍存在一些“难啃的骨头”。面向科技创新加速迭代、产业发展深度变革、创新向产业深度融合的时代要求,应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除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中梗阻”,全面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
一、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可以预见,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全球及我国均处于科技创新加速迭代、产业发展深度变革、创新向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时期。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内嵌于人类生产力跃进发展的进程中,也处于我国内部结构深度调整、发展路径转换的关键时期,还处于全球进入风险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在发展中更好地应对各种内外部风险。
(一)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从外部形势看,一方面,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着科技创新的范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革命缩短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流程,科技创新交叉、融合、渗透、扩散的特征更加明显,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产业新业态,引致产业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这要求建立适应新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管理架构,促进新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迭代。另一方面,全球各国纷纷强化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布局,加紧建立科技和产业竞争新规则,力图抢占新一轮竞争主动权,这要求我国加强科技和产业前瞻布局,加强科技和产业制度型开放,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赢得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趋势不减,对全球创新生态和技术合作形成较大挑战,军事冲突、能源危机、公共卫生事件等非经济事件的影响愈加深远。这要求我国持续增强战略定力,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内部趋势看,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路径发生深刻变化。202x年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着“人口红利”逆转的严峻挑战。20xx年以来我国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叠加土地集约利用和“双碳”要求,我国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密集投入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增长方式陷入瓶颈、亟待转型。与此同时,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较慢、创新链产业链缺乏协同等一系列制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求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特别是以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全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使科技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第一生产要素”;又要求将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科技创新的新指引新路标,切实提高科技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
(二)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的新要求。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此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基本特征,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从创新技术到创新应用的系统过程,既包含颠覆性前沿性技术突破,又包含新技术的传播、应用,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业态、新服务、新组织、新商业模式等。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求在源头上加强技术供给特别是原始性、颠覆性技术供给,还要求科技创新成果切实推动产业实现新发展或催生新产业。只有经过产业发展检验的技术创新和经过市场需求检验的产业创新,才是新质生产力所内蕴的创新。值得强调的是,随着科技创新范式发生变化,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并不限于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再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单向路径。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创新链条更加多元化,既有传统的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品开发的传统型线性创新模式,又有以面向实际应用、开发全新市场的场景式研发与创新促进多领域技术组合,进而对科学研究形成牵引的逆向创新模式,且这种逆向创新模式在工程软件领域越来越多。
二、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基础和成效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质量科技供给持续涌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机制不断健全,科技创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产业发展,带动新兴产业壮大发展、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一)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稳步增长,厚植产业创新发展沃土。“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及产业转化能力的提升,为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202x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4%,超过202x年欧盟国家2.23%的平均水平。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科技创新作用于产业装备能力、成果转换和产业生成的动能持续增强,202x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1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2.7%。202x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达8425亿美元;“新三样”产品(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蓄电池)合计出口1.06万亿元,增长了29.9%。
(二)基础前沿技术蓬勃涌现,开辟新兴、未来产业新赛道。“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R&D经费投入稳步快速增长,202x年达到2212亿元,占R&D经费支出的6.65%。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持续加强,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取得诸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创新成果。如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研究的理论突破,为解决利用电解水开发氢能存在的高耗能、淡水资源消耗、海水腐蚀性等技术难题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推动产业界更好开发水资源这一“氢矿”;10纳米超短沟道弹道二维硒化铟晶体管问世,是国际上迄今速度最快、能耗最低的二维晶体管;首个万米深地科探井开钻,我国向地球深部探测技术系列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钻探能力开启“万米时代”。我国在能源、材料、气候、航空、深海等相关领域取得的研究突破,为深化研究、开辟新方向、产业转化应用等奠定坚实基础。
(三)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推动“中国制造”迈向更高水平。“十四五”时期,我国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R&D经费投入持续增长,202x年超过3万亿元。我国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全面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在国产大飞机、国产大型游轮制造、国产手机芯片、高性能装备、智能机器人、激光制造、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新型核电、新型储能、超深水油气田开发等若干战略必争领域实现“后发先至”,科技赋能高端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创新有力推动“中国制造”迈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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