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日常审美活动或审美文化研究中，会遇到这样一类问题（我们姑且称作问题1），如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世界各民族关于美、审美和艺术是怎样看的，怎样表述的，它们之间有无不同，有哪些不同？人类的美学思想、艺术意识是如何发展的，其间的历史轨迹和演变趋向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直接呈现在审美文化之“显性”层面、文本层面、事象层面、历史层面的问题，都是美学、文艺学、比较美学、美学史或审美文化学（史）等学科需要而且可以直接作出阐述和解答的问题。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人们已经做了很多，而且也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经典性的学术成果。这一点有目共睹，毋庸赘言。
不过还有另一类问题（我们姑且称作问题2），这就是对“问题1”再作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的进一步提问。比如我们发现在人类的史前审美文化中，西方多出土洞穴壁画和人体雕塑，而我国则多出土彩陶画和岩画；西方多画的是大动物（如野牛、野马、猛犸、牝鹿等等），而我国则多画的是小动物（如鸟、鱼、蛇、蛙等等），对诸如此类的差异，我们在艺术史、审美文化史等学科中都进行了概括和描述，但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得以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依据（基因）何在？这些动物形象画的“原始意蕴”到底是什么？等等，这就不是一般的艺术史、审美文化史所要和所能解决的了。又比如，在一般美学史、审美文化史研究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概括和表述：在审美思维形式上，西方美学的传统是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美学则是经验的、直觉的、体悟的；在审美感受和艺术方式上，西方的传统是偏重向外的、认知的、摹拟的、写实的，而中国则是偏重向内的、体验的、表情的、写意的；在审美把握形态上，西方有较多的对立色彩、冲突因素、崇高气象，而中国则更多一些和谐的、阴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