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佛融通看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佛教初传中国，如何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礼俗相适应、相结合是一种挑战。
早期文献《牟子理惑论》说：“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
(《弘明集》)对此，佛教徒不得不作自我辩护，自《牟子理惑论》始，《弘明集》中充斥着护教文字。
如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
…佛者梵语，晋训觉也。
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
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
(《弘明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由汉地佛教徒创作的“疑伪经”，宣扬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如《提谓波利经》讲五戒与五常、五行相通，《梵网经》提出“孝名为戒”，都是典型事例。
概略而言，这一时期的佛教徒以儒释二家相比附，不外乎是为了给佛教谋求在汉地生存的空间，辩护的成分更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自然的融合，主要体现为佛教心识观与儒家心性说的结合、佛教佛性观与儒家性善论的结合、佛教二利观与儒家修齐治平说的结合。
图片图片图片心识观与心性说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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