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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宝《晋纪总论》中的"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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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宝《晋纪总论》中的"治道"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文学家。

  干宝自幼博览群书,出仕后曾担任佐著作郎。

  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干宝就由王导举荐出任史官,并受命撰修《晋纪》。

  《晋纪》取法《春秋》,采用编年体,记载了西晋宣帝至愍帝间一百余年之事。

  《晋纪》一书文字简约、记事审慎、议论得当,得到了历代史家的交口称赞,有“良史"的美誉。

  《晋纪总论》是附于《晋纪》全书之末的一篇历史评论,干宝以慷慨之情总论西晋一朝的历史,剖析司马氏为政的得失,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

  《晋纪总论》回顾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与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创业立国的历程,突显了司马氏起于乱世而致太平的宏伟事业。

  继而采用对比的方式,叙述惠帝一朝的混乱现状,揭露选举失当、是非不明的混乱现状,哀悼天子失位、王室操戈的悲剧。

  西晋一朝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引发了干宝的思索,促使他将目光转入到对治世之道的探讨上。

  干宝将礼义道德视为“治道”的基石,认为礼义道德关乎国家安危,并辅以周朝崛起兴盛的史实加以印证,最后总结西晋为政的过失,探讨亡国的深层原因,在篇末以“曲终奏雅”的方式寄寓自己对现实的期待与展望。

  纵观《晋纪总论》一文,骈散兼行而又文法井然,议论精警、切中时弊,确为魏晋文章的典范。

  在辞章之外,这篇史论常为人称道之处在于《晋纪总论》延续了“春秋笔法”。

  历代史家常常以“直”来评价干宝,正是缘于他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

  “春秋笔法”精神在于实录,陈寿、陆机、王隐、虞预等人编纂晋史,对高贵乡公曹髦被弑一事都避而不言,只有干宝《晋纪》据实记载,这得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高度赞扬。

  在《晋纪总论》中,干宝一以贯之地秉持了实录的精神,毫不避讳地直陈西晋朝政的过失。

  在论述西晋短祚而亡的深层原因时,干宝尖锐指出世风败坏的根源就是司马氏“不及修公刘太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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